在德沃金的整全论中也体现着这一特征：融贯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的一种性质或属性（property），至少在疑难案件中，已被合法证立的司法决定加强了这种体系性的融贯。

甚至一个好的提问也需要想象，提出遗传学两个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伟大生物科学家孟德尔，最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想象力的意义或功能就是在一个构建的思想空间中尝试着将那些之前怎么看都不大可能相关的经验现象一一勾连起来，凭着某种直觉或预感察知这个联系能否成立，令研究者决定尝试一下，甚至常常是推动、鼓动甚至激励着这个学人。其中还隐含了对语词和概念的迷恋，一种柏拉图主义倾向。

关于什么是好的、可欲的问题，社会一定会并永远会有不同的判断。第一个例子是冯象的研究。[25][26]参见《广东高院：发廊提供手淫服务不属卖淫》，《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3日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格局 政法法学 法教义学 社科法学 。[11]FriedrichNietzehe，TheWillofPower，TranslatedbyWalterKaufmannandR．J．Hollingdale，VintageBooks，1968，p．267． [12]SeeJamesFitzjamesStephen，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AndThreeBriefEssay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p．70． [13]这是康德的说法。康德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未来，关于死刑正当性的论证，都是基于想象。

然而至少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对证据确定性之言辞表达仍然处于传统法教义学层面，特别是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但事实上，即便99．99999％概率的脱氧核糖核酸证据也是概率论的，他们在智识上已经接受概率论上的确定性，只是言辞上坚持的仍是法教义学上的确定性。重要的是他要有问题意识，包括对自己的生活或书斋，即在沉浸于其中的同时，至少偶尔还能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它，以反思者的视角把自己的专业、生活或书斋构建成一个有问题也可能有答案的田野。显然，这种线性的证立方式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因为它会产生证立的无限倒退，我们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衡量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强度。

于是，我们可以修正、甚至放弃最初的前提，并根据新的前提再次推理，以检验结论是否可接受、并以此评估前提的真实性。"[20]P190在法学领域，运用融贯论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沃金了，他亦赞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理论的重要性，"正如我早先所说的，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是一种过程，且是双向的。这一复杂的证立形式如下： (J.1.2). (1) (x) (Tx →ORx). (2) (x) (M1x →Tx) (3) (x) (M2x →M1x) . . . (4) (x) (Sx →Mnx) (5)Sa (6)ORa 本案则可以依此重构如下[13]： (1)任何人犯谋杀罪(T)，将被处以终身自由刑(OR)。这样，一个具体信念的证立，在最终意义上，并不是如直线性证立观念所主张的那样依赖另一个具体的信念，相反地，它依赖的是整个信念体系及其内在的融贯性。

坚持融贯性标准的法律论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依照普遍的看法，内部证立处理的问题是：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的逻辑模式。但是，年开采率到底确定为多少才是合理的？这既要考虑国家在整体上确定的绿化目标的要求、又要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承担能力，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因素。注释： 哈格将三段论视为是一种基于"语义学的逻辑有效性观念"的推理形式，该观念涉及到演绎论证的特定方式。[3]P124-125所以，在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传统下，人们就是希望依靠演绎推理的推论力--大小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得出符合制定法原意的裁判结论。

完成这一步需要对日常思维中的论证进行重构，也就是找出未陈述的前提或结论，将论证中的推理重新构造成推理的标准形式，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推理规则判定它是否有效。演绎式三段论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法律适用方式，大陆法系有崇尚制定法法典化的传统，法官针对具体个案所做判断，只要能够表明是从制定法演绎推理得出的，一般即可获得足够的有效性。与此同时，p2可能属于另一个前提系统，p1可以从这一体系中推导出来。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只要它符合演绎三段论的形式性要求，即大前提蕴涵小前提，能够逻辑地推出结论，它在逻辑上就是有效的。

对于这些前提之真假的判断，逻辑学家们提出了"非单调逻辑"的概念，以示其与演绎推理这一"单调逻辑"的不同。如果一个信念体系中的各个信念能够形成这种相互支持关系，那么，这一信念体系就是融贯的。

佩雷尔曼曾正确地指出，"法官并不是在听取双方意见后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他是一个有价值选择的个体，更多时候是自由却不专断地做出裁决，故此，法官的最终决定表明他对某一方当事人观点的偏好。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情况是，在某一时间点一个结论是可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一时间点，随着新的信息的增加，结论极有可能变成不可接受的。

后者需满足融贯性的要求，表现为各个理由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多种因素、多种理由的出现，使外部证立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开放性的曲线形态，我们所要做的是，衡量、整合这些理由，努力使其成为一个有序结构的整体对结论形成支持关系。这三种结果就被阿尔伯特称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如哈格将这种论证方式比喻为"容器"（container）式的论证方式，每一论证的前提都是事先把某些信息置于一个容器内，三段论能否完成证立的任务，与"容器"所装载的信息是否足够充分有关。同处一座大山之东西两侧的A、B两县，由于各自在经济状况、财政收入、人口密度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于山上林木的开采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第三，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论证过程，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

外部证立要求演绎推理的前提应当是合理或公平的，而该前提的合理或公平的性质来自于有效法体系中其他法律规则、判例甚至是有效法体系外的经验或理性规则的支持，由于支持该前提的理由并非是如单纯的法律规则一样具有假定的当然效力，所以这一层次的证立并非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而是一个论辩推理的过程，属于非单调逻辑范畴。若干个理由聚集在一起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形成一个论据链（a chain of arguments）。

(2)任何人恶意杀人(M1)，即为谋杀(T)。其他条件不变，支持一个陈述的论据链越长，这一陈述的论证强度就越大。

[24]P87佩策尼克据此演绎出来的变体陈述是，"其他条件不变，这一（由多个论据链形成的）理由体系越是融贯，它的衡量结果就越具有合理性。逻辑学始祖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对三段论及其有效要件的界定，即已体现出明显的形式性特征。

(3) 根据(1)和(2)，法律效果R适用于a。据此推论，依照演绎三段论推理，法官所做出的判决结果本身就是预先存在于法律规范之中的。追问的过程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出现以下三种结果：第一，无穷地递归（无限倒退），以致无法确立任何论证的根基。……它只能作为一种为了在陈述的整体上以及对个别断言的较大语境内识别其真理的判据。

[29]P232亚里士多德最初创造三段论，以结论是否与客观世界相符来验证作为前提的假说是否为知识，这显然是站在符合论的立场上进行外部证立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贯通论最弱的回答是：不能与其他可选择的陈述相矛盾。

最理想的状态是，多个理由之间彼此形成相互支持的、融贯的网络结构关系，从整体上对该前提形成支持关系。但是，"支持"并不总是意味着"演绎式的必然"，通常情况下，从P1到P2的步骤，以及其他步骤，仅仅是一个合理的支持（reasonable support）：P2来自于P1和另外一个合理的前提S1，P1的合理性来自于Pn和另一前提R1，而S1或R1本身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它们分别能够和P2或P1构成另外的循环。

参见舒国滢：《走出"明希豪森困境"》，载[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代译序第1-2页。(3)任何人故意在受害方未觉察或毫无防备情况下，将其杀死(M2)，即为恶意杀人(M1)。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仅仅提出了，在对某一法律结论的外部证立过程中，应当考虑多种理由，这仅仅是我们在外部证立中应当持有的一种姿态，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不拒绝任何与结论的做出有关的理由。德沃金并提出了两项融贯性原则：立法的融贯性原则与司法的融贯性原则，以此来约束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实践行为。这一案件涉及到《德国刑法典》第211 条关于谋杀的规定： (1) 谋杀者处终身自由刑。(2) 谋杀者是指出于杀人嗜好、性欲的满足、贪财或其他卑劣动机，以残忍、残暴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意图实现或掩盖其他犯罪行为而杀人的人。

在这一被重构的证立过程中，那些不能够从实在法中引申出来的前提，如（3）和（4），完全充分地显露出来。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求助于"前提系统"（set of premises）这样一个概念：理由p1和r1、s1形成一个前提系统，p2可以由此逻辑地推导出来。

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环绕于我们周围的是不完全的信息与不断变化的事实，对于这些复杂多变的问题的解决，迫使我们不得不使用一种不能提供确定为真、必然为真的假设作为推理的前提。[20]P188例如，《森林法》规定，对于树木应当合理的开采。

演绎三段论仅仅表明了，法官的结论是从已制定的法律规范中得出的，却没有显现法官"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他没有向争讼两造呈现他所使用的前提的真实性或可靠性，也就无法做到使争讼两造在合理接受其推理前提的基础上，自然地接受其结论。二、外部证立：从逻辑的单调性到非单调性 上文所述内部证立中最为简单的形式(J.1.1)，并不足以解决更为复杂的一些情形，如(1)一个规范包含多个可选择的构成要件特征，(2)规范的应用要求通过某些说明性的、限制性的或参照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3)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后果，(4)用来表达规范的陈述允许有多个解释。